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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当代景观传统美学现代化景观设计
论文摘要:结合中国景观现代化的发展,对景观发展中出现的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进行了探讨,对两者相互碰撞时出现的各种表现状况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在中国当代景观设计中使“传统美学”与“现代化”相融合的方法。
1探讨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大城市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这种情况具体表现在:“特别是中国的沿海地区,人均收人和物质福利大幅度增长。就业和教育的机会也相应扩大,人们可以选择更加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尽管由于改革开放使国家经济财富不断增长,中产阶级的规模和力量都有所增加,但他依然是一个相对弱小的阶层。”所以说,中产阶级手中掌握的话语权也相对的非常弱小。
作为“中产阶级”这个社会阶层其中一部分的景观设计师,由于其规模和力量仍然很小,他们所掌握的话语权依然相对薄弱,因此,在土地的开发和市场的建设中,他们的力量更是微乎其微。但是作为有社会责任的部分设计师,他们往往从另外的角度思索问题,例如追随中国的历史传统,关心中国特有的文化特性等。如今,当代哲学家和中国思想史专家李泽厚先生所提倡的“中学为用,西学为体”即“现代内容和中国形式”的思想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里的“现代内容”在景观设计领域是指西方的现代化形式,而“中国形式”的含义则是指中国传统美学层面上的传统价值观可以有效地应用于景观设计实践。
2综述中国当代景观中的传统美学与现代化
上述这些经济基础和社会背景,构成了当代中国景观发展的促因,影响着景观理论的探索,并为现代景观的发展提供了百年不遇的机遇。从中国过去近30年的景观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来看,必须以冷静的头脑来重新对中国当代景观中传统美学和现代化的平衡—即“体”和“用”的平衡做出反思,以求找到一条明确的发展之道和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从而避免中国的景观建设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遭遇更大的反复和曲折。
然而要对景观的特性进行探讨并不象对景观本身进行评价那么容易。众所周知,景观实体本身是构成景观特性的基础。由于这些景观的特性引发了人们对这个事物的反应—他们或者认同,或者激烈反对,或者持有一种暖昧不清的态度。例如贝幸铭的苏州博物馆的庭院设计,他的八角亭曾被批评为是欧式的形式;片山带有枯山水的韵味;整个庭院带有孤寂、萧索的苦禅感。虽然人们褒贬不一,但是这正是他的景观特性所在。正是因为它处于苏州那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之中,通过借助苏州园林的特有符号很快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这是有关中国古典园林的内容。反之,如果将之生搬硬套到另外的城市环境中,就会因为缺少了苏州当地的传统文化和环境氛围,容易让人们产生不认同感。
随着社会的发展,某些景观设计中对“传统美学”与“现代化”的结合产生了相对的和谐。例如很多的传统景观元素语言变得越来越抽象,现代景观元素语言也不再象最初那样那么强势了。但就景观建设本身而言,这种“传统美学”与“现代化”的争辩还会持续进行,特别是在旧景观改造和生活街区改造这类一与人们生活、精神需求密切相关的景观中体现出来。景观中的“传统美学”的应用较突出的表现在文化需求较多的高层次街区(社区)环境中,例如北京的菊儿胡同改造和万科第五园,都是很好的应用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实际案例。另外,现代主义景观表现手法已大量的应用到当代景观设计上。大型的市政广场、景观大道、主题公园、风景带、休闲广场、商业广场、商业住宅小区景观规划等都是最典型的代表。究其原因有两方面:1)在此之前很少甚至没有出现过同类的景观形式和景观需求;2)在中国发展的大环境下,向现代化的发展是必然趋势,“现代‘内容’和现代‘形式’是密不可分的”,这在市政广场、商业广场、商业步行街的景观设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3对中国现代化景观未来的思考
与现代建筑刚开始传人中国时产生的现象相反的是,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中,景观设计的主导权大部分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部门对这种外来的新事物采取的是一种近乎完全开放的态度。这些政府干预的“亮化工程、政绩工程”等环境改造工程中,部分好大喜功的领导掌握着话语权,他们往往会采用部分设计师的迎合他们口味的设计方案,因此,完全照搬或者部分改良的广场、景观形式在中国的各个地域比比皆是。例如在各个大中城市的最典型代表的政绩工程—人民广场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空而大的广场上空无一人,宽阔的景观道上只有汽车的身影,不伦不类的罗马柱矗立在城市的广场上。
虽然一部分比较有远见的景观设计师在理论上曾经提出过中西结合之道,但在实践中却没有真正的把这种思想体现出来。通过研究江南园林的历史可知,“大隐隐于市”的城市山林观念是传统中国园林追求的意境。而在制造这种意境中起到很大作用的一些拟人化的元素,如:松、竹、梅、菊、兰等意寓人高尚品格的植物,当它们仅仅是被当作造景中的一个单纯元素时,它就失去了文化的主体性;而当它被赋予某一特定意义的环境时,它的文化主体性就体现出来了。
对于依赖传统景观元素和传统景观形式无法达到现代环境改造的原因有:1)传统的空间布局形式很难适应现代景观的功能需求以及更_的空间规划;2)人们发现空间布局中的传统元素很难被第一眼发现,除非是某些极端的景观借此来表达一些独特象征意义时;3)是最主要的原因,中国传统园林中的景观文化在当代社会环境中已经很难被人们所感受到。人们急功近利的社会思想和快节奏的社会生活方式已经把人们感受传统园林的环境氛围破坏的消失殆尽了。
当作品需要清晰地表达出它是以大家熟悉的传统景观为参照物时,仅仅从空间或某一些特定的元素来考虑就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了,从中国在近几十年模仿传统园林的建设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另外,还可以从现代提倡传统为本的景观设计师的景观作品中,分辨出不同的人所掌握的传统景观文化和历史知识是不尽相同的。设计师往往对传统的景观元素和平面布局比较熟悉,而对空间的本质特征了解较少。这样往往就会造成其设计作品的表达与接受的不平衡。
今天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受到了有力的挑战,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利用传统的符号来表达并且维护一种恰如其分的文化认同感。不可否认,传统景观文化在当代仍有鲜活生命力。究其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胸襟对现代景观潜在的包容性所致;是传统园林形式能创造出一种令人感到熟悉的亲切感和文化感,特别是当景观设计为某些特定的使用者服务时就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当代的中国景观设计不仅仅是风格的问题,更是一种景观空间创造的理念问题。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景观设计师就会有更大的创作空间,就更接近李泽厚的“现代内容和中国形式”的美学思想了。
4结语
从当代国际景观发展的实践来看,中国的景观设计暂时不会脱离国际化发展的趋势而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民族化、本土化的面貌。在当今国际化交流日趋频繁的情况下,当代的景观设计就象国际通行的英语一样,已经成为国际通行语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以别人熟悉的、通行的、实用的方式满足现代化交流、交往的目的。即使如此,也没有必要处处效仿别人,如果在盲目跟随时代潮流的步伐中失去自己本民族的特色,那么将会失去本民族文化传统和美学思想,这无疑是每个华夏子孙不愿看到的现实。
现代景观设计中,各个国家与民族由于其不同的社会背景、历史文化、思维方式形成了不同的趋向。在学习这些国家的经验时,中国的景观设计在实践中出现了本国审美传统与国际现代化的对抗,使人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中国的景观设计师在学习使用他人现代景观设计理念和方法时,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重新诊释和发展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继承中发展,很好地处理好二者的碰撞与融合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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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环境问题因其巨大的破坏性而引起世人的关注,再不理性地对待自己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人类的生存发展甚至地球存在都将成为问题。为此,各国相继制定了各种环保法规,以规范人类的态度和行为。同时,人们也积极从各自的历史传统、文化发展与文明传承的角度去发掘历史上优秀的生态伦理思想,并加以现代化的吸收、改造和利用,以保护我们深处危机之中脆弱的自然环境,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新秩序。中华民族是个智慧的民族,我们的先人在很早时就提出了生态伦理思想,尽管这些伦理思想并未达到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程度,但其内容却是相当丰富而深刻的。解读华夏文明的生态思想,对于我们践行生态道德文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不无启示意义。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本身不是生态学,但却蕴涵着极其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万物有灵,万物皆有佛性,都有内在价值。佛教认为包括山川、草木、大地等在内都具有佛性,禅宗强调“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清清翠竹皆是法身”,大自然的一草一木都是佛性的体现,都蕴涵着无穷的禅机,都有着平等的内在价值。其二,众生平等、尊重生命的生命观。佛教的众生平等不仅是不同个体和种族的人的平等,而是超越人的范围,是宇宙间一切生命的平等,包括动植物。在此前提下,佛家进一步提出尊重生命、珍惜生命的观念。佛家为此提出了“不杀生”的戒律要求,成为约束佛教徒的第一大戒。“诸罪当中,诸功当中,不杀第一”《大智度论》第13卷。其三,追求“极乐世界”的净土理想。净土,指的是佛的居所,也即是佛教徒追求的清净处所。为此,佛教徒喜欢在青山绿水间筑庵建庙,为清修创造良好的环境。他们顺应自然,融入自然,栽花种树,怜惜生命,美化自身及周围的环境。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倡导环保、美化家园有着深刻的启示作用。
当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丰富多彩,除了儒道佛三家主要的生态伦理思想之外,其他思想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同样博大精深,值得我们继承与发展。难怪西方一些学者研读了东方一些文明古国的生态伦理思想后,惊叹于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所蕴涵的巨大的价值魅力,认为如果能够将其合理地传承、利用并推广,这对于保护环境、善待自然以及重建和谐家园将起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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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贤能”思想内容丰富,各家涉及主张很多,也留下了很多丰富的研究史料。“贤能”即具有才能的贤德之人,“贤能”思想的核心就是人才理论。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人民对于人才的定义有过种种不同的界定,这些认识反映着人才观念的历史演进。从原始社会的大同社会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从天下为公到中国梦,在任职用人问题上,“选贤与能”的问题一直都是亘古不变的关键问题。而传统文化中的人才理论则主要是体现在四个方面:(1)人才定位,对于社会历史的重要性;(2)人才标准,德才兼备;(3)人才选用,知人善用;(4)人才考核,循名责实。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历代开明君主和有识之士,都把人才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首要问题。古往今来,但凡有所建树的英雄人物,无不在用人方面留下了千百年来仍为人所称颂的佳话,而这些人之所以千古流芳,也正是由于他们能“唯才是举”,最终能得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从三皇五帝到唐宗宋祖,从管仲到萧何,从诸葛亮到曾国藩,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中国的贤能思想在历史上起源很早,据称尧、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都是因为贤能突出而被推选出来的。但凡开创一番丰功伟绩的贤君明主,无不重视人才问题。《诗经·大雅·文王》 “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说的是周文王尊贤礼士,贤才济济,所以国势强盛。先秦诸子百家则使得贤能思想更趋于成熟。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 其人亡,则其政息。”汉初道家隐士黄石公提出“治国安家, 得人也。亡国破家, 失人也”的思想,将国家的安定与兴亡直接与人才的得失以及人才的任用联系起来。战国时,堪称贤能思想集大成者的墨子指出: “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将人才的多少与国家兴亡直接挂钩。《吕氏春秋·知度》曰: “绝江者托于船,致远者托于骥,霸王者托于贤。”将贤良之才看作是成就王者霸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唐太宗李世民全面研究前人的人才理论与思想,提出了“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著名论断,这也是当时对于人才重要性的最高概括了。通过对康熙皇帝总结人才问题时指出:“自古选贤任能,为治之大道。”这些论述,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统治安稳、国泰民安皆系于人才的道理。
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欲善而民意善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分,必偃”德行能渲染他人,产生辐射效应,教化诱化民众,而且有才就能寻得一官半职,为统治者服务。德才兼备才能使人才发挥最大的社会价值。在古代入仕是最好体现人生价值的方式,不仅可以获得充足的社会生活资料,更多的是可以满足多年寒窗苦读换来的光宗耀祖的虚荣心需求。李世民曾对魏征说:“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勤,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可见,用什么样人,是关系到吏治民风和政权安危的大事,马虎不得。要拿出合理的选人标准,慎重选用人才。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都将人的德行和才能看作是贤的内容,同时也将“德才兼备”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
《尚书·咸有一德》中说:“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认为君主选人任官,一定要同时具备贤德和才能两方面。孔子也以“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来指明选任官员要德才兼备。墨子在《尚贤上》篇更明确具体指出了贤者的三个标准:第一,要“厚乎德行”;第二,要“辩乎言谈”;第三,要“博乎道术。将”厚乎德行“放在了第一位,可见墨子对于人才的”德“是十分看重的。德为首要,对于辩才和道术的精通居次,要求德才兼备也。明朝刘斌提出选才的标准有三:”一曰德,二曰量,三曰才。“只有三者皆备,才能当大任。司马光曾给德与才下了这样的定义:“夫聪察强毅之谓才, 正直中和之谓德,”“ 才者, 德之资也: 德者, 才之帅也……才德全尽之谓‘圣人’,才德兼亡之谓‘愚人’; 德胜才之谓‘君子’,才胜德之谓‘小人’。”可见德与才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德才兼备,德处首位、帅位,而才次之。
但是这个标准也是随着时代的需求来变化的。创业唯才,守成为德。曹操在为统一中国成就一代霸业时就提出“明扬仄陋,唯才是举”的思想,而在掌握政权后连发三次求贤令,又要求“勿拒品行”。这说明在战乱时期用人不可求全责备。要适时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变换用人的策略,改变人才的衡量标准。
古代封建的“亲亲”“尊尊”思想,严重阻碍了人才的选用,任人唯亲给社会埋下了很大的隐患。所以历代开明的思想家、政治家都十分看重人才的选用,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人才选用的原则:
“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虽在农与工肆之人,又能就举之。”。强调人才选用要不计出身、所从事的职业及其样貌等。孟子更是举例:“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间,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荀子认为“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意思是说,对于那些贤能有才干的人,要不按等级次序、出身贵贱,毫不犹豫破格使用;对于疲沓无能的人,不要等待片刻立即撤换。
近代改革家和思想家龚自珍在面对封建王朝选用人才的诸多陋习时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春秋名士晏子认为:“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任人之大略也。”唐代陆贽就明确主张:“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扬起所长,避起所短。能识别贤士突出的才能,为己所用,为成就一代丰功伟业奠定了坚实良好的基础。
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在《论任人之体不可疑》札子写到:“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若无贤不肖一例疑之,则人各心阑,谁肯办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一代奸雄曹操一生奉其为用人信条,唐太宗李世民、康熙帝玄烨无不是忠实践行者。君主大胆无疑用人,贤士遇伯乐极力尽忠。而作为君主不但要礼待人才,还要能“置之三本”留住人才。“何为三本?曰: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故古圣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予令”。要从精神和物质上去选用人才和留住人才。
在传统的人才思想中,领导者不仅重视选拔人才、任用人才,同样注重对人才的考察。
关于考察人才,古人做了很多尝试,也提出了很多先进的理念,也总结出了许多经验和方法。比如姜尚提出的“八征”之法:“一曰问之以言, 以观其辞; 二曰穷之以辞, 以观其变; 三曰与之间谋, 以观其诚; 四曰明白显问, 以观其德; 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危, 以观其贞; 七曰告之以难, 以观其勇; 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八征皆备 , 则贤、不肖别矣。” “六守”之法:“六守者, 富之而观其无犯, 贵之而观其无骄, 付之而观其无转, 使之而观其无隐, 危之而观其无恐, 事之而观其无穷。”以考察人才在仁、义、忠、信、勇、谋六个方面所具备的素质。“凡论人, 通则观其所礼, 贵则观其所进, 富则观其所养 , 听则观其所行, 止则观其所好, 习则观其所言, 穷则观其所不受, 贱则观其所不为。 喜之以验其守, 乐之以验其僻, 怒之以验其节, 惧之以验其特, 哀之以验其人, 苦之以验其志。”中提出要从通过“八观六验”之法,来考察人才。
韩非子说“明主之道取于任,贤于官”对领导的用人之道进行说明,杰出的领导应该录用有才能,有德行的人,让这些人去担任重要职务。法家的“循名责实”是根据下属的职务去追求其应有的功效与业绩,从而考核人才。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对于我国现代的人才管理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的人才管理要不断创新方法,激励人才的潜力,使人才做出杰出的贡献。《慎子·威德》里有句“得助则成,释助则废。”是指通过众人的力量地能更好地实现目标,失去众人的帮助则什么事也办不成。
“询于众人”是一直在被沿用的察人之法,即广泛征求群众意见。个人的闻见总是有限的, 群众的评判往往能反映人才的真实素质。因此孟子强调“左右皆曰贤, 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 未可也, 国人皆曰贤, 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日不可,勿听, 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 然后去之。”白居易则主张“明主之选将帅也, 访于众,询于人。 若十人爱之, 必十人之将也, 百人悦之, 必百人之将也, 千人悦之, 必千人之将也, 万人伏之, 必万人之将也。”他们都把群众评议, 看作是“察才”的重要依据。
以史为鉴可以明智。传统文化中的“贤能”思想内容丰富,从定位到选任方法都较为全面成熟。通过对传统文化中的贤能思想的研究以及探讨,可以了解到古代先人的智慧结晶,同时更能帮助我们在认识人才,发现人才,选用人才和考察人才,甚至于培养人才等方面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夯实的理论依据,为培养出结合时代特征的新型人才理论打下基础,汲取精华,取其糟粕,一方面对于健全和完善我国目前的人才制度,增强我国的人才竞争力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会对实现我们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产生直接影响,对于我们长远的繁荣与安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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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思想对中华民族有着巨大的影响,在相当长时间里构成了民族共同心理和主要的思维方式。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 :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及其发展过程的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及其发展过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体现现代精神的道德观念相融合,成为我国公民道德的主流。但由于商品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存在社会道德滑坡和对传统文化忽视的现象。是非、美丑界限混淆,不讲信用、欺骗欺诈以及渐渐失去自己传统的文化底蕴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必然会对正在成长中的我们大学生思想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对这样的问题我感到非常痛心并为此着急!迫切想为传统文化尽一份力,但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内涵及其发展过程。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和谐,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文化的兼容。中国传统文化突出理学知行合一的学风,它以研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豪迈情感,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影响了几千年饱学之士的价值观,成为一双无形的手牵动着文明的进步!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国文化历来关注现实人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经》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是这种人世的人生哲学,培育了中华民族敢于向一切自然与社会的危害和不平进行顽强抗争。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强调人生幸福靠自己去创造。要实现现代化,这种自信自尊的精神是决不可少的;传统文化体现了知行合一的观念,中国儒家文化所讲的“力行近于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重知轻”的认识论思想,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实现现代化,当然要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社会主义实践,这又与马克思唯物主义完美契合在一起了;中国传统文化也非常重视人的内在修养与精神世界,鄙视那种贪婪与粗俗的欲望,孟子认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对人格的根本要求,这种传统美德,对现代人格的塑造,是非常可贵的。但我觉得最可贵的就是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筑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今天,一个国家只有走上现代化,国家才会繁荣富强。而实现现代化,靠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团结互助则反应了尊老爱幼的伦理规范,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社会只有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形成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社会风气,社会才能充满温馨与和谐,才能给人带来希望与力量。上述种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一部分,仅此就足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但是,时光切换到近现代。鸦片战争失败使国人对自己的器物产生怀疑;甲午中日战争惨败使国人对自己的制度产生怀疑;巴黎和谈的屈辱让国人对自己的思想也开始怀疑!对中国屹然存在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国魂此时经历第一次浩劫。中国传统文化第二个衰落时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十年浩劫和改革开放更上加速了传统文化的衰落。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传统文化由于没有做到“趋时更新”,饱受冲击;在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后,我国引入了竞争机制,传统文化没有适应市场经济,竞争力下降,受到了更大冲击,衰败的速度加快。
文化,尤其是对一个民族的特点和历史走向产生过明显影响的有形文化是一种有机的活体,有她或她们的历史生命和灵魂。看一个文化是不是活着的,就要看她的基本精神是否还能打动现实的人群,与实际生活和历史进程有呼应。
不少人有这样一个幻觉,以为只要中国还在,中国人还在,普通话还在,关于中国的学问和文化遗产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还安安稳稳地存在着。但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活生生地存在着,但是就要被我们遗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正面临断子绝孙、无以为继的重大危机。 自新文化运动、“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遭遇了什么异变呢?其实传统文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横行而来的西方文化顶替掉了,而且其残存的部分也正在被全球化过程进一点一点扫荡干净。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以团体的方式、以自己自觉地继承儒家的道统或文化精髓的传人了,像儒家这样,影响曾经那么根深蒂固,却在不足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其传承团体荡然无存的情况可谓绝无仅有。
但是儒家乃至传统文化中的独特是否还活在人们心中呢?情况似乎是:尽管还有残存,但已岌岌可危。经过白话文运动和以拼音文字为目标的简化字异变,再加上民国后禁止在学校中读经,以及语文教学中的西式“科学化”的影响,当今的年轻人极少能够直接进入传统文化的语言世界,即能够直接阅读传统经典并能用古文写作散文和诗词。传统语言目前只能以“成语”、“引语”一类形式残存于人们的话语。呜呼哀哉!
看看他国的做法吧,印度人在建国后,花大气力复活梵文这个早已死去的古代文字,法国政府为了维护纯洁法语、对抗英语的话语霸权也是不惜工本,而中国人何以对维系祖宗文化的语言龙脉就如此绝情,非认定它是落后的根源而务必铲绝?在成年累月地阅读和体会通俗文和英文之后,偶一读到古文,那种领会的透亮、亲切和理解的丰富入微让人如饮仙酿。中文的悠久、丰厚和灵性在世界文字中是无与伦比的,摧残它真比砍伐原始森林、变草原为沙漠还充满罪过。
最近例如韩国申遗,法国拍卖圆明园文物等事件开始撼动国人的文化大厦。有些人认为端午节本来就是中国自己的文化记号,韩国的申遗滑稽又可笑,但是这些看起来荒谬的做法却是一声警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四面楚歌了。看来,弘扬传统文化迫在眉睫!
但是,在高喊抢救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依然有必要回答一下“什么样的传统文化才有弘扬的必要”这个老问题,也就是传统文化的扬弃。只有对旧事物进行阐释、辨认、甄别、取舍、改造和推进,才能完成对历史垃圾的清除和对文化精髓的弘扬。著名学者朱大可说:“传统文化应当接受普世价值的检验。所谓普世价值,就是被全人类所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像爱、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正义和教养等。凡是符合这些普世价值的传统文化,就可以被继承和弘扬,相反,凡是违背这些价值的,当然要予以抛弃。”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博大精深的,想要一下就通晓或者无论是谁都通晓,肯定是不切实际和苛刻的。所以,像近期“京剧进小学”和某专家呼吁的的“论语100遍”之类,才会招来那么大的骂声。
所以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复兴是一个长期而且艰苦的过程,需要广大大学生的积极配合,因为他们才是弘扬和扬弃传统文化的骨干力量。
儒学思想对中华民族有着巨大的影响,在相当长时间里构成了民族共同心理和主要的思维方式。单就儒学思想中的“修”、“仁爱”、“礼仪”、“信”、“义”、“廉耻”、“忠”、“孝”、“自省”、“慎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类似相关内容而言,如果剔除其阶级的功利色彩,对培养当今大学生基本生活准则、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的态度以及自我控制的教育,无疑是正面而有益的。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有道”。所谓“有道”有两个特点:其一、所有的人都按照礼制规定,上下有序、各出其位、各称其事。其二、不要使礼之“分”走向破裂和对立,社会道德规范基本一致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时,就可以用“有道”的思想强化学生对于遵守基本社会生活规范、养成的良好行为及礼节、礼貌习惯等,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意识。
大学生除了养成正确的社会公德意识外,还可以丰富完整的校园文化氛围,将传统文化寓于形式多样的校园活动中,如可开展如经典诵读、礼仪践行、乐音怡情、丹青妙笔等活动。学生既喜闻乐见又能广泛参与,既耳濡目染又潜移默化,通过深深体味浓郁的文化气息,最终使文化活动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精髓,在每个人的身上得到内化和升华。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它包括了自强不息、奋发有为、乐观向上的人生追求;社会与历史责任感以及爱国主义情操;把握现实,面向未来的胸怀和眼光;义利兼顾以义为上的价值取向;尊重、理解和关心他人、宽容合作及互助奉献的精神。大学生正是要树立这样的富有鲜明时代感的文化精神!有了坚实的人文底蕴就会牢固地构筑起精神支柱,而正确的精神支柱的构筑对崇高的思想品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罗素曾说过:“中国文化的长处在于合理的人生观”。这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刻认识和概括。传统文化是中国古圣先贤几千年经验、智慧的结晶,其核心就是道德教育。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思想贯穿始终。褒善贬恶、追求崇高的思想品德,向往理想的道德人格,涵养美好的精神情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导思想,是大多数思想家所一贯追求的。在人和人的相处中,一个人既要有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创造精神,又要有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爱人如己的博大胸怀。只有“与天地合其德”,才算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这才是一个21世纪高素质人才应该具有的境界。
弹一弹《渔舟唱晚》吧,听听古筝和二胡的完美演绎;品一品《牡丹亭》吧,感受古老爱情的唯美;来一笔瘦金字体吧,体会丹青妙笔的大气磅礴;看一看《本草纲目》吧,了解了解中医的智慧;我们可以折风筝、泥人面、对弈围棋;我们可以品龙井、吃饺子、操练太极。在历史的风尘里,在岁月的长河中在我看到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手握镰刀收割自己的灵魂,周而复始的命运,一轮又一轮的涅盘,使得炎黄的智慧以及繁衍得以生生不息……有生命力的民族,一个强大或追求强大的国家,无论经受怎样的磨难总是可以从坎坷中奋起.。正在这不断的涅槃中,形成发展并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带领下,领导并长期推动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复兴,坚持并完善科学执政方式,健全民主集中制,推动党在推进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复兴上的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恳请党组织听听我的想法:
我想政府要积极引导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培养能够传承传统文化的人和民间团体。要制定传统文化的保护、开发与复兴战略路线。要加强宣传扫清制约传统文化保护与复兴的观念瓶颈。打击假借传统文化之名宣传封建、西方落后意识和价值观的行为,大学生应该在传统文化上保持清醒的头脑,抵制西方浮华思想的诱惑,扬弃传统文化。要形成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荣的观念,坚持了解传统文化,自觉抵制西方落后思想和意识的侵蚀。要积极宣传传统文化,提升传统文化认可率。自觉学习并推广、传播传统文化,坚持用传统文化约束自己的行为,切实做到“立德立功立言”。
国门逐渐向世界打开,使得大学生的心胸与眼界也逐渐开阔,中国发生了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让成长中的大学生看到民族复兴的希望,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正逐渐被西方同化。要知道国家灭亡了不可怕,可怕的是民族失去国魂,失去几千年来相互传承的核心价值体系。拾起国人的精神食粮比基础设施建设更重要;重塑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比GDP增长的高能消耗更有意义;扬弃传统精神文化,树立中国特色的新文化精神,学习老祖宗的优秀品质和天人合一精神比盲目照搬摄取西方文化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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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音乐是我们自己的精神文化,不论是否“申遗”,它都是我们世代相传、不可丢弃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自觉保护这份遗产。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 :浅谈加强中国传统音乐保护,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国家,每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灿烂的音乐文化.历经漫长的岁月而保存至今,并积淀了丰厚的传统,成为一座传统音乐文化的宝库。历代以来.各族人民一直传承和发展着自己的文化。可以说,我国音乐文化本身就是由多元文化组成的大文化集合。近代以来世事巨变,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和发展空前严峻,连连遭受重大损失。内外战乱、强敌入侵等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以及西方音乐的大量涌入,使得人们学习、接收和欣赏音乐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传统音乐也遇到了无数巨大的新挑战。
当前.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加速和世界经济一体化逐渐形成,由于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平等相处和交往便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在发达国家,有一种以强势经济为后盾的强势文化主宰世界的趋势,使得部分国家的传统文化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冲击,有些已经濒临。特别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更为明显。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更好地展示全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从而为人类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文化生存空间,在2001年的联合国文明对话年活动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化宣言》,宣言认为文化多样化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
因此,加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尤其是濒临消亡的传统文化),及时地抢救和保护处于生存困境中的文化遗产。成为时代赋予世界各国非常紧迫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正视当代传统文化发展中的危机意识。实际上,我们要认识到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既有同步的一面又有独立的一面.任何以牺牲文化建设来进行经济建设的做法都是万万不可取的。
在中华文化已有的各种传承方式中,努力建立一种严格意义的“原样保存”模式,不仅仅是借用今天的录音、录像、书籍记录等现代化保存手段,记录下传统的“此刻”状态,更重要的是培养一种发自内心对传统的尊重和珍惜。为当代及后代负责的态度,以树立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尽可能地将传统原样保存和继承。此外,我们还可以借鉴世界许多国家和民族在保存自己文化遗产过程中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任何轻言“创新”都是很危险的.只把传统看成“创新”的垫脚石.更是非常可笑的。马克思指出,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永远起着后人难以企及的不可代替的“典范作用”。
随着世界多元文化思想的不断传播,我国政府加大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喜讯捷传。我国的昆曲艺术、古琴艺术、蒙古长调民歌(与蒙古国共同申报)和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先后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我们在为中华民族有如此灿烂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之余,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人们传统生存环境的改变和文化选择多元的冲击,部分传统音乐文化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严重影响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使在风雨飘零中的传统音乐受到了历史性的挑战。我们没有理由不将这些遗产保护好、管理好、传承好。
近年.国家针对传统文化流失严重的现象,采取了相关的保护政策。2005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进一步阐述了我国政府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及总体目标,大大推动了对包括中国传统音乐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发展的力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针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并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作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了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有史以来,官方大规模地保护传统文化正深入发展。
此后,部分专家认为“申遗”是保护传统文化的最好手段,特别是在地方政府中也有这种想法。而一些地方政府却往往借文化的招牌招商引资,其结果是“政绩”有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真正保护文化遗产的目的。如果仅仅通过“申遗”来保护文化遗产.将对传统音乐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我国的传统文化浩如烟海,如只通过“申遗”保护,则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申遗”是一种手段,保护文化才是最终目的。保护文化遗产的手段多种多样.不能在“申遗”这一棵树上“吊死”。
传统音乐是我们自己的精神文化,不论是否“申遗”,它都是我们世代相传、不可丢弃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自觉保护这份遗产。人们最初是自发学习和传承传统音乐的,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一直延续至今。如今,乐师们已清醒地认识到传承后继乏人,只要有人习之,他们便竭尽全力“传道、授业、解惑也”。政府的帮扶有利于乐社的发展,但传统音乐始终是生于民间,长于民间,服务于民间的,传统音乐的发展离不开民间。我们认为,政府的积极、正确引导有利于传统音乐的健康发展。乐师不仅要推动乐社发展.而且要自觉保护祖上留下的音乐文化,积极招纳、吸引新成员加入乐社,培养新会员和知音,因为人们的需要是传统音乐真正存在的价值。
总之.处于自发状态下的传统音乐人.不但要自醒,而且要自觉保护传统文化,要有一种对传统文化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珍惜.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子孙负责.尽可能将这份遗产“原样”传承下去。
历经岁月的洗礼而保存下来的传统音乐.虽然在当代急剧变化的浪潮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冷遇.但依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河北省徐水县迁民庄南乐会“无论是来自外界的压力或是隐存于内部的危机,都从未令它放弃过生存的希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善于利用各种变体巧妙地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发展”。E2]河北省高碑店市虽紧邻京郊,尤其是部分大型企业人住该市后,使得其经济快速发展,但城郊的虎贲峄南乐会依然茁壮成长。另外,在经济发达的广东,民间乐社遍地开花,尤其在广州,以及广州附近的番禺、佛山、中山等地较为兴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番禺区有大大小小的民间乐社60个”,它们依然活跃在民问社区。因此说,中国传统音乐依旧前景光明。并随着经济的发展将进一步壮大。并非有些学者所担心的那样——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逐步消亡。
然而,在部分地区,民间乐社不能正常参与活动,甚至有些乐社已经陷人瘫痪的境地,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艺术研究院张振涛研究员在1993年至1996年采访的冀中地区55家乐社中有8家乐社已经瘫痪,占总数的15%,相当于有1/7的民间传统乐社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时至今日,更多的传统乐社不能正常活动。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加强保护处于困境中的民间乐社和那些承载着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民间乐师。冯骥才曾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说:“每一分钟都有遗产在消失.文化就是我们的生命。”“有些没有文字记载的遗产,全靠实物和传人,实物、传人一旦消失,这些遗产也就随之消失。”因此,必须正视当代传统文化发展中的危机意识,必须加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
当前,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好形势之下,各地政府应该提倡和积极引导,让农民做新农村文化的主角,正确合理地开发中国蕴藏的乡土文化资源,激发乡土文化的活力,这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延续无疑将会起到积极作用。我们相信,随着政府和民众保护古乐的意识越来越强烈,中国传统音乐的复兴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实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真正到来之时.中华文化将成为世界多元文化“大家庭”中一枝美丽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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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家训文化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胎教的必要性,也提出了很多胎教的方法。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试论中国传统家训中的学前儿童教育思想浅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论文关键词:传统家训学前儿童
论文摘要:我国是一个极度重视家庭教育的国家,而传统家训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流传下来的家庭教育文献。时代发展了,技术进步了,当我们以现代人的眼光再去看待这份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无疑是对学前儿童教育又一次的精神洗礼。
论文正文:
家训是我国传统家庭教育中的特殊形式,是我国古代家庭、家族长辈为教育子孙而专门撰写的文献。家训这种教育形式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文献的种类和文体格式非常丰富。所谓学前儿童教育,是指儿童在未入小学读书以前,促使儿童知识、智力、体质、品德诸方面尽早得到和谐发展的教育活动。我国传统的家训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学前儿童教育思想,如:胎期教育、品德教育、认知教育、技能教育等,这些教育思想流传至今,为我们的学前儿童教育提供了范本,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1.重视胎教理念
传统的的胎教理论和实践都很丰富,相传周文王能够成为一代明君,是他的母亲太任成功胎教的结果;其孙成王的胎教也是非常讲究;后来的亚圣孟子的母亲也继承了传统的胎教理念。他们强调的主要是孕妇所生活的外界环境因素,如:衣食住行、言谈举止等。事实证明这种理念对胎儿的正常成长有着显著的作用。
2.重视胎教方法
传统的家训文化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胎教的必要性,也提出了很多胎教的方法。西汉贾谊在《新书》中专设“胎教”一章,提出妇女怀胎后要“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骂”;刘向也在《列女传》中提到胎儿能够通过母体感应外界,因此孕妇应尽量避免给胎儿不良的刺激,要保持身心愉悦;最先在家训中系统阐述胎教理念的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并将“教子篇”作为首篇,开门见山的提出了应为孕妇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摒弃了先前胎教中极端的讲究,方法更加切合实际。
1.重视家庭关系
传统家训最看重的是“孝”,认为“孝”不仅是人的行为的根本法则,更是维系家庭的感情纽带。孝有两层涵义:一是家庭血脉的延续。俗语说“不孝有三,元后为大”正是这个意思。二是要敬养父母。儿女要尽家庭义务和责任,不止要在物质上满足长辈,更要有精神上的敬爱,这种精神在儿童读物《三字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另外,与同辈之间的兄弟姐妹之情也是传统家训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对于巩固整个家族起着重要作用。家庭是社会的小细胞,只有家庭和谐了,整个社会才会稳定。学前儿童在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里成长,受到良好家庭教育的熏陶,必然会为以后正确处理家庭关系打好基础。
2.重视自我修身
在传统家训中首先提到了立志教育,对于孩子来说,从小立下目标往往对他以后的人生起到指明方向的作用。要培养学前儿童自强自立的精神,过于的宠爱只会让他更依赖别人。其次,传统家训文化提倡以俭养德,从小培养子女的节俭意识。这样既可以节省支出,又可以修身养德。再次,传统家训中还提到了要诚信。中华民族素来就有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事君莫如忠,事亲莫如孝,朋友莫如信,修身莫如礼,汝哉莫勉之”主张要诚实待人、言行一致,这在任何行业、任何阶层都是非常重要的。在学前儿童教育中,同样要教导孩子不要撒谎,真实的对待身边的朋友,不要虚情假意。
1.重视语言发展
在《颜氏家训》中提出,要对儿童进行专门的言语教学。在这一阶段主要由母亲对儿童进行言语教学,因为婴儿出生后,母亲与孩子的接触时间最多,母亲的日常言语会影响孩子这一阶段的语言学习;根据地区方言的不同,儿童习得的语言种类也会不同。因此,父母日常的交谈语言和交谈氛围要适合儿童学习,在儿童面前避免一些粗俗的语言;家庭语言环境尽量与日后儿童进行学校教育时的语言环境一致,便于以后儿童的语言发展。
2.重视识字阅读
首先,这一阶段的儿童对任何知识都感到好奇,对于儿童提出的各种问题要适当给予回答,养成孩子好问的好习惯,不要因为孩子太小搪塞他们,打击孩子积极性。其次,学习要勤奋而且要持之以恒。古代有很多关于教子劝学的格言、传说故事、家书家训等,在《三字经》里体现尤甚。再次,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儿童在关键阶段阅读书籍会对一生的智力开发发挥重要作用。即使早期阶段,儿童识字受限,也要通过多读让他多听来增长知识,而且养成儿童爱护书籍的好习惯,不要随便撕书,乱写乱画。早期的识字阅读对儿童的感官训练和记忆开发作用显著。
1.重视日常养生
儿童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健康的身体做基础。传统家训中提到要培养儿童树立一个正确的生命观。颜之推对人的生命价值作了系统的论述,“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母亲十月怀胎,给予自己生命,应该珍惜。这个时期的儿童从泛灵论逐渐发展到客体守恒,应让其明白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生存价值,要博爱。另外,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心态是分不开的,在培育儿童良好性格养成时就应注意戒骄戒躁,保持平常心。现在的儿童过于娇惯,脾气暴躁,这些不好的行为习惯无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方面都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家长过于重视日常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忽略了儿童精神方面的教育,在行为习惯和性格养成方面要学习传统家训中的养生教育思想。
2.重视杂艺技能
在传统家训中强调儿童要有~技之长,为日后自食其力做准备。颜之推、林则徐等在家训中都提到劝诫子女除了读书外还要学会作农事,要学会自力更生,学会生存的基本技能。在儿童时期,首先要培养他们的自立意识,自己动手,而现在的儿童往往在这一方面很欠缺,事事都是家长包办,这对于他们将来的发展极为不利。另外,在传统家训中还对乐曲、作画等艺术教、形式作了相应阐述,认为是修身养性的途径之一。这与现代的儿童素质教育是相通的。通过加强艺术修养方面的教育,能够提升儿童的素质并陶冶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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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发展战略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资源条件,对未来较长时期内农业经济发展的全局所进行的根本性谋划和决策,是农业经济发展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方针、政策、重点、步骤和措施的概括。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析毛泽东邓小平农村发展战略思想比较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文摘要: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从农村革命和改革中获得巨大成就的领导人,毕生都关注着中国农民问题,关注着农村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他们形成了各自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本文主要采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阐述了两人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之后,重点比较了他们在战略上、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内在逻辑关系。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 邓小平 农村发展战略 思想 逻辑关系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关键因素。农村经济发展在什么样的思想指导下,就会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战略与政策,农村发展战略思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能否实现,能否迅速赶上发达国家的重大的全局性问题之一。不同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甚至直接影响到我国农村改革乃至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
(一)农业的根本出路
毛泽东在1959年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著名论断,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基本模式应该是“集体化加机械化”。其中,机械化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关于机械化问题,党内曾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当时刘少奇认为农业合作化离不开工业化,农村只有配备机器、农药、化肥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等,提高生产的效率,才能引导农民由小生产者向社会主化大生产过渡。对此,毛泽东明确表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了这个问题:(1)中国农业生产力低下,单个的农民不具有购买机械的能力;(2)机械化并不是集体化的前提条件,可以先进行农业合作化。他举例说,西方工业化国家在发明机器生产之前,是通过工场化手工作坊促使小生产走向社会化大生产,以此否定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主张。时至今日我们再来看这场争论,究竟是先机械化还是农业合作化,也不是绝对的,虽然毛泽东否定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主张,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把农业机械化当作农业的根本出路。
(二)农业生产的首要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首先要解决好吃穿住的问题,才能从事其他更高层次的活动。毛泽东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与此同时,提出了粮食是农业这一基础的基础,并且把粮食作为农业生产的首要问题。解放之前,因为战争、灾荒,到处饿殍遍野;建国之初,因为粮食短缺,与投机商进行“米棉之战”。对此毛泽东深有感触,为了保证百姓有饭吃,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就这样产生了。随着粮食的年年丰收,一些人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毛泽东提醒说,“粮食是多了,从1949年到1956年增加了1400亿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们这个国家好处就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1400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而正式提出“以粮为纲”的指导方针是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后,尽管是在“大跃进”时期提出来的,但是它仍然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政策,可是“全面发展”、“按比例发展”执行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最终将“以粮为纲”发挥到了极至,甚至起到了反面的作用。
(三)农村未来的平均主义情结
在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中其实对农村未来也有自己的憧憬,那就是共同富裕,但要绝对的平均。面对农民的忍饥挨饿,毛泽东会眼含泪花,自己半年不吃肉,拿野菜当粮食吃;面对农村中的贫富差距,毛泽东忧心忡忡,寝食难安。这反映出毛泽东既希望农村走上快速富裕的道路又不希望农村出现贫富差距的矛盾心理。在他的理解看来,搞平均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必须平均,这其实极大的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延缓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建立在平均主义基础上的人民公社,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更不用说共产主义了。
(一)“不管黄猫黑猫,那种方法有利于农业,就用那一种方法”
邓小平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农村体制存在的内在矛盾,这时候就已经在思考农村体制改革问题。他说,“所有的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的好。不管黄猫黑猫,哪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农业,就用哪一种方法。”邓小平认为,任何理论都必须应用于实践,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要以农民看得见的利益为出发点,至于运用何种方式进行农业生产,首先看的是实际效果,其次看农民意愿,采取试的原则,试验可以多种多样,而不应强求一样。此时的“猫论”并没有传播开来。这就是著名的“猫论”思想,也是“猫论”第一次公之于众。后来到80年代被传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猫论”成为党和政府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标志。
(二)农业发展的宏观指导方针:“两个飞跃”
1990年3月,邓小平针对农村发展的现状提出了“两个飞跃”的重要思想。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根据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考察,此后他一直思考并探索新的农村发展的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邓小平对农业第一个飞跃的历史地位给予了高度概括,指出:“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邓小平在推动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到分散经营的不足,家庭承包后还存在一些不易解决的深层次矛盾。他在深入总结和充分肯定了中国农业第一个飞跃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又在恰当的时机提出了关于农业第二个飞跃的思想,第二次飞跃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刀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推进。
(三)“致富不是罪过”,先富带动后富
国家分配制度的改革历来是一项棘手的问题,在农村中显得更加的敏感和复杂。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就明确表示要讲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重视物质利益,他指出“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随后又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
但我国贫富差距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并有日益拉大的趋势,有关数据表明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0.4,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和谐。对此,邓小平早在上世纪就注意到了,对此,他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让发达地区和先富者多缴利税、技术转让、鼓励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包扶等方法也取得了初步成果,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两极分化问题,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仍然是一个深刻而持久的命题。
邓小平说过,“恢复毛泽东的那些正确的东西,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没有做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这就决定了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毛泽东和邓小平贡献都是相当大的。虽然他们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正如前面两章所述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分别从属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体系,但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当我们对毛邓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进行比较时,我们既要看到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的继承,看不见这种继承关系,就会否定或忽视毛泽东对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艰辛探索的巨大作用和历史意义。看不到邓小平对毛泽东农村发展战略思想的超越,就会低估甚至抹杀邓小平独特的贡献和创造。我们只有从具体的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他们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的关系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一)农村发展战略产生的时代背景差异
新中国是建立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之上的国家,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农村发展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出现曲折。在这样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是有一定难度的;毛泽东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农村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进行了很多尝试,形成了一些新的观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决策。然而,一方面,由于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迅速到来,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他也没有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农村出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这样就有可能使得当时的农村发展战略存在着一些局限和弱点。而邓小平是有一定经验可循的,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在毛泽东制定农村战略政策过程中他都有参与,可以说基本上经历了毛泽东时期的所有成功与失败。因此,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他在制定新的农村发展战略政策时就可以吸取失败的教训,吸收成功的经验。虽然新的农村发展战略取得了一些成果,也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农村发展的道路也依然存在着坎坷。
(二)个人理解角度的不同导致了农村发展战略问题上的差异
1、对社会主义及其发展阶段的不同理解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并没有很清楚的认识。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并提出短时期内超越发达资本主义的不切实际的目标,对我国当时所处的阶段没有很好的把握。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则科学地提出了我国处于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并明确指出“三步走”战略理论,与毛泽东时期提出的“两步走”有一定的区别,去掉了其中不现实的成分,保留了可以利用的部分,增加了新的内容。
2、对农民阶级性的理解差异
农民的阶级性问题历来是毛泽东关心的重要问题,毛泽东认为,我国广大农民虽然仍然是小生产者,但他们都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集体化是农民发展的必然趋势。关于农民的对于集体化道路的热情问题,毛泽东把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视为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农村直接可以从互助组发展到合作社,农民过早的走上了集体化道路,作为小生产者的积极性被抹杀掉了。而邓小平认为,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有单干的积极性,在这种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之前,是不应该过早从互助组发展到合作社的。这种对农民阶级性或积极性的不同理解上使他们在农村发展道路上产生了不一致,后来农村中发展至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充分证明农民还有单干的积极性。
3、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的定位不同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发展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毛泽东也想发展生产力,这是他发动“大跃进”一个重要的因素。问题在于他夸大了生产关系的作用,逐渐演变成为“唯生产关系论”。这种认识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辨证关系中,关注角度的不同,影响了各自的农村发展战略,也对农村发展产生了不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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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弘扬中 国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作用。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密切,有利于大学生文化认同和健康人格形成。当前在大学生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将传统文化内容与时代紧密结合,改进传统文化教育形式,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是汉文化圈的源头和中心,在宽广的中华大地上,孕育出了博大精深、独树一帜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经过世世代代几千年的继承和发展,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对世界、社会、人生的看法,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有道、佛等思想的多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大学生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的保证,是党的要求,社会的需要,也是大学生个人成长的必须。教育大学生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民族精神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放置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思想教育资源,与当今时代相结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价值。
1.传统文化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
文化具有连续性,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一经诞生,就对人发生作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个人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个体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接受文化熏陶,形成与特定文化一致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过程。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经过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或多或少接触到传统文化理念,已经初步完成了社会化,具有朦胧的价值判断标准和思维行为取向。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在其已形成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的。
2.传统文化是抵制不良文化渗透的屏障。
社会不良文化是侵蚀、腐化人们思想,对社会发展进步起阻碍、破坏作用的文化。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成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社会不良文化具有存在传播的土壤。社会不良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诋毁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动摇马克思主义信仰;宣传物质享乐,奢靡浮华;讲求个人中心,崇拜权势和金钱;放弃道德操守,崇尚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抵御不良文化对大学生的渗透,最根本的是弘扬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3.传统文化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资源。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大学生的头脑,归根结底是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性文化,核心部分是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具有明显的育人功能。它关爱肉体,关心生命,不自虐,不极端,讲中和,讲奉献,设置了提高自身修养,为国家集体服务的人生价值。传统文化认为,个人生命由父母给予,同时承担延续祖宗生命的重任。因此,个体是生命链条中的一环,是生命之树上的枝叶,其价值在于更好的促进大树繁茂。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契合,具有内在统一性。
1.有利于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与欧洲文化中的个人主义相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倡集体主义。集体是价值的主体,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原有宗法制集体主义存在各种弊端,完全无视个人利益的极端集体主义已经被否定,但集体主义不会过时,它滋养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历史上涌现出许多爱国志士,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是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生动的素材。
2.有利于大学生基本道德规范培养。
儒家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和”,最高理想的实现,依赖每个社会个体知礼守规,道德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中先后形成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等道德标准。依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我国现阶段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内容是: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脱胎于传统文化,扬弃了传统道德中等级、忠君等封建糟粕,发扬了爱国、勤俭等内容。传统文化为大学生提供了道德的生动解释,以“诚信”为例,流传着许多关于诚信的名言和故事。
3.有利于大学生健康人格养成。
心理学上的“人格”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可以笼统的称之为“个性”。目前对于健康人格的评价标准一般为: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正确的自我意识;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大学生处于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刘洋泼熊”“马加爵行凶”等校园案件,凸显了当前大学生群体人格障碍问题。大学生中常见的不良人格倾向有妒忌、偏激、自卑、自我中心、孤僻等。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现实完美人格的典型“君子”,为大学生提供了目标。
1.近代中国历史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开始了近百年的屈辱历史。中国思想界痛定思痛,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传统文化,力图引进西方文化,寻找救亡图存的出路。在批判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封建内容被放大,甚至将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在这种批判多于继承的历史背景下,大学生对传统文化了解认同程度不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自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在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根据时代发展赋予新的内涵,通过营造校园文化环境、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等传递给大学生。
2.受教育者大学生喜新求异的群体特点。
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大学生处于人生智力发展的高峰时期,思维独立性和批判性显著增强。进入大学校门后,大学生脱离了家庭的呵护,学业压力减轻,开始独立面对社会,并思考人生问题,成人意识增强,渴望证明自己的成人地位。大学生不迷信书本,不拘于传统,相对于已有结论,他们更倾向于经过自身思考,提出新的见解。传统文化作为自古流传的内容,本身并不具有吸引大学生的新奇特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提高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充分利用班会年级会,开辟第二课堂,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3.学校教育体系中传统文化内容缺失。
我国教育体系重技能轻人文、重“成才”轻“成人”的倾向依然非常严重,升学率依然是社会衡量中学教育的绝对标准。在就业率考量标杆下,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越来越向应用型靠拢,绝大都数高校都没有传统文化教育体系。大学生面临就业的激烈竞争,学习的重心大都放在过级、考证、考研等更有实际效用的内容上,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仅限于兴趣爱好或消遣。各类学校应提高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传统文化素养。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植根民族土壤,在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养料,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民族品格,自觉抵御不良文化渗透,开拓向前,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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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们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萌芽、产生、成熟到逐渐发展成完整的严密的科学体系的过程。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时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恩格斯教育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的学习与回顾,着重分析了他们关于教育的本质和作用、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重要教育思想,充分肯定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重大贡献,以及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在我国的继承发展和对现实的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教育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虽然没有直接写过教育理论方面的专著,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探寻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及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革命理论和实践过程中,他们总是把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对许多重大的、带有根本性的教育理论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基础,从而形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创始人,他们的教育思想使人类的教育理论掌握了更加科学的武器,开启了教育发展的新时代、谱写了教育发展的新篇章。一百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重要的指导意义,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进行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的指南。
(一)关于教育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根据这一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相互关系等方面,论证了教育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一定社会的教育总是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制约,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着不同的教育方针和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并反过来对社会起着某种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也决定了考察一定时期的教育,一定要把它置于这一一定的历史当中。
当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时,教育也就具有了阶级性,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剥削阶级把教育变成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利用教育来巩固自己的阶级统治。马克思、恩格斯以雄辩的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教育的资产阶级特性。恩格斯在1844—1845年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中,论述了产业革命对教育的影响,揭示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实施教育的虚伪性及其阶级实质,尖锐指出,英国工人阶级所受的教育极其可怜,统治阶级控制了一切知识的来源,他们向工人灌输的只是宗教的狂热和偏见,根本谈不上智力的、精神的及道德的教育。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号召消除教育的资产阶级性质。他们在驳斥资产阶级否定教育的阶级性这一反动论调时指出:“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 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 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 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1]
以往的教育理论大多用唯心主义观点来解释教育的本质,因而是片面的、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第一次科学地阐述了教育的本质,为人类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理论贡献。
(二)关于教育的作用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又具有反作用,教育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11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阶级社会里,教育具有阶级性。统治阶级总是把教育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通过教育来灌输本阶级的思想,培养本阶级所需要的人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愿意也害怕劳动人民受教育。“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2]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向人民进行的教育,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只是把人训练成会说话的工具,以便工人们创造更大的利润,这种教育充其量只能叫训练、异化,它违背了教育的宗旨———人的全面发展,导致了人的发展的片面和扭曲。马克思、恩格斯进而把教育同劳苦大众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强调教育在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方面的作用,强调教育对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和建设共产主义的重要意义,指出:“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3]可见,教育在阶级斗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教育的社会作用还表现在生产领域,也就是说,教育是生产力的再生产过程。“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4]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而人又是生产力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教育虽然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但它通过培养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劳动力,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因而,教育也是一种再生产过程。在生产力落后的时代,劳动者受教育的水平在生产中的作用不十分明显。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生产技能在生产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因而,教育的再生产特性更加突出,教育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这里,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互作用的原理,以及教育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21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哲学家和教育家们对人的本质和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遗传在人的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片面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即自然属性,忽视人的社会属性;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环境是人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是环境的产物,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有一些人则提出教育万能论,认为教育不仅可以改变一个人,而且可以改变整个社会,夸大了教育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了以往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的认识上的缺陷,科学地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使教育学从此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仅是一个生物的人,而且是一个社会的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并受着这种社会关系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人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具有一定的遗传因素,遗传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人的遗传素质是有差异的,但是,遗传并不是人的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同样,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肯定环境对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认为人在接受环境影响的时候并不是被动的,人类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主动地改变着环境和社会,并且改变着人自身。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教育是人的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中得到发展的,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反映了一定社会的需要,体现了社会关系的要求,社会关系通过教育而制约人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上的遗传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和教育万能论,由于不能正确理解和反映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因而也就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主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精髓和核心,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教育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武器,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互关系的角度出发,详细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条件,首次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人的全面发展时,首先考察、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片面、畸形的发展,揭露了旧式分工所造成的人的畸形发展。他们指出,人的畸形发展是与社会分工相联系的。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农村的分离,造成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城乡居民的发展都受到了限制。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的畸形发展也日趋严重。“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5]工场手工业把生产分成不同的工序,工人的劳动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从而压抑了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了工人片面的技巧。资本主义大工业更加重了人的畸形发展,工人成了机器的附属品,成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这种机械劳动损害了工人的神经,严重摧残了工人的体力和智力。不仅如此,这种分工也带来了剥削阶级的畸形发展,使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片面发展。“不仅在身体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都遭到资产阶级的摈弃和忽视。”[6]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是受分工支配的,分工使人成为片面发展的畸形物。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揭示劳动的异化而导致的人的本质异化,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对人性的压抑,提出人要从一切人对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真正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人的畸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他们看来,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个人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分的、彻底的发展,使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人的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不复存在,劳动已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为一种生活乐趣,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所以,恩格斯说,无产者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7] 。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人的全面发展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是紧密相关的。只有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为丰富,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代工业的发展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因为现代工业使分工发生了变革,使资本和工人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工人全面流动,劳动频繁变换,这就要求工人熟悉生产的各个部门,掌握科学技术知识,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现代工业不仅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而且使之成为可能,这是因为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缩短了工人的劳动时间,改善了劳动条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如果不废除私有制,尽管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的全面发展也不可能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还说,个人的发展是在集体中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8] 。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脱离集体而发展,而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要吸收前人的成果,要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和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实现发展。离开了人群,个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认为教育可以使人摆脱分工所带来的片面发展,培养人的各种能力,促使个人得到全面的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教育,更离不开全面发展的教育。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包括智育、体育、综合技术教育在内的全方位的教育内容,认为通过这几方面的教育,人的体力和智力就可以得到和谐发展,成为身心健康、体脑结合、各种才能都得到全面发展的新人。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恩格斯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被视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途径。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许多学者曾经谈到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在这方面作了大胆的尝试。欧文曾在自己的工厂中进行实验,将工人的劳动和教育结合在一起。对此,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萌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9]马克思、恩格斯在吸取前人的合理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具体分析,科学地揭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充分肯定了它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教育与生产劳动的脱节,也是由于阶级的产生和社会分工的出现而造成的。在原始社会,这种分离现象还没有出现;到了奴隶社会,教育成了统治阶级的特权,劳动人民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教育便与生产劳动分离。到了工场手工业阶段,由于生产过程的分工,工人的身体和智力畸形发展,教育同生产劳动进一步分离。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由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生产过程不断更新,工人全面流动,从而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成为历史的必然。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结合不可能真正实现,因为资本家组织生产的目的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他们不可能对劳动者的教育给予真正的关注;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性质,也使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把自己的劳动责任推卸到他人身上。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才能实现。这是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性质决定了每个人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而生产劳动又为每个人提供了全面发展的机会,“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保证多方面的技术训练和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10] 。马克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将对全体儿童实施免费的公立教育,把学校教育同生产劳动紧密地结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极为重视综合技术教育,认为“这种教育要使儿童或少年了解一切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一切最简单的生产工具的技能”[11] ,从而可以弥补旧式分工所造成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综合技术学校、农业学校、职业学校等的作用,认为工人子女可以在这里学到一些科学技术知识,促使劳动者得到全面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教育学说的产生标志着科学教育理论的诞生,引发了教育领域里的一系列革命,其意义是十分重大和深远的。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回答了教育领域里的许多重大问题,带来了教育科学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教育制度和工人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教育观,批判和继承了人类优秀文化教育思想;揭示了教育的本质、教育在不同结构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教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与人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科学地论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综合技术教育理论;创立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庞大科学体系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奠定了无产阶级教育理论的基础,打破了剥削阶级教育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的基础上,描绘了无产阶级教育的壮丽蓝图,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提供了斗争武器,为无产阶级教育实践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教育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和表现,这也就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对教育科学的指导意义。它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了教育科学,从而使人们有可能进一步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学说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一直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且在伴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发展和创新,不断地使之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1957年,毛泽东总结了我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经验,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首次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明确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标准,把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作为检验人才的依据。这既是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目的,也是对教育功能的本质要求;既是对每一个受教育者提出的希望和努力目标,也为我国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和人才培养的标准。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这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主旨,包含了教育的目的、功能和性质,指明了社会主义教育培养的人才规格与标准。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他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从当代世界发展和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高度,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给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为新时期教育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人才培养目标上,邓小平将毛泽东时代“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具体化,提出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概念。“四有”新人理论,深刻阐明了民族素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指明了现阶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要求和实现途径,为我国素质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三个面向”指导思想和“四有”人才的培养目标,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和毛泽东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思想,也标志着我国教育开始走向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并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发展的新经验,针对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提出了以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为目标的素质教育。1997年,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重视受教育者素质的提高,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2]1999年6月,江泽民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3] 。江泽民根据世纪之交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世界变化的新特点,提出素质教育、教育创新的思想,具有独特的创新内容,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为邓小平时代的“三个面向”、“四有”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观注入了新的精神和活力。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标志,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发展和创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对于教育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境界,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以新的内涵。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科学地阐明了现代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强调弘扬人的主体性是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明确第一要义是发展,强调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把满足人的发展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倡导主体性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确立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
教育面对的是人的世界,教育的主体是人,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在教育活动中,人是根本,人处在中心的位置。因此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观,关注“人”,关注生命,发挥人的主体作用。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强调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和终身学习能力,强调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化发展,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强调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激发学生发展的内在动力,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14]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素质教育的核心,是所有教育活动的基本指向。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教育思想教育理论,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一脉相承的,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一起构成了我国教育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15]的要求。这是关于新世纪我国教育工作的总方向、总目标和总要求,是对新世纪我国教育目的、教育性质、教育目标、教育任务、教育功能以及实现途径和要求的新概括,也是我国教育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由此可见,新世纪我国的教育方针,既深刻揭示和反映了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及其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这充分地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和现实指导意义。
[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6—7.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68,69.
[3][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217,21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0.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9.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60.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84.
[9][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32,360.
[12][13]江泽民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4,332.
[14][15]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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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的核心思想和精神实质对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程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传统文化为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强化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扩充了教学思想,教师应充分发挥其在教学中的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道德方面的优越性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出发点,落脚点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尤其是在思想道德方面提出:仁、义、礼、智、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思想历经时代的考验,留下了饱蕴思想精髓和价值追求的灿烂遗产。但是在当下,我国高等教育普遍存在传统文化教育弱化的现象,因此如何将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相联系,系统的阐述我国传统文化在思想道德方面的优越性就显得迫切和必要。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总体性概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中最根本的一条。《易传?文言》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归结到人的身上,“天人合一”反映的是一种既能认识自然规律又能顺应自然规律的“天人合一”的人格操守。
(一)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国人生存态度上的集中体现,它标志着传统文化中人的主体能动性和高度自觉性,也是对中华民族整体人格状态的历史概括。《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中“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体现的都是这种精神。
(二)重视伦理纲常和道德教化
重视伦理纲常和道德教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素以人为本位,所以伦理道德受到特别的重视和提倡,而中西方在伦理与道德之间又有着巨大的差异。西方人的伦理思想建立在以个人为根本的基础上,而中国人的伦理思想建立在以家庭为根本的基础上。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人与人的关系素有“五伦”之说,也就是五种人际关系,即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这五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家族关系。在五种关系中,家族关系占了三种,而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的扩大,朋友关系是兄弟关系的扩大,如“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即反映了朋友关系和兄弟关系间的联系。
(三)理想人格
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理论是从儒家文化中凝结和升华出来的,以中国儒家哲学为中心的基本传统价值观中,其所传播的价值信念即为一个君子人格在现实世界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承担精神和责任意识。在这种精神背后隐藏的是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是对“人”这一群体的普遍关爱,即仁爱的情怀,它是在长远的中国历史社会发展下的产物,它使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坚定明确的社会集体意识:公而忘私、讲风骨、重气节。儒家道德的特点是:富于理想主义、人文主义和实践理性精神,它追求自我完美,力图通过提高道德塑造理想人格。
诚如《易经》所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当以一颗宽厚仁慈的爱心来对待世间万物。中国传统文化中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不仅对中国文化的向外输出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也对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起着推动作用。在当今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小,相互之间联系的更加紧密,传统的坐井观天、盲目排外只会自取灭亡,只有谋求共同发展,倡导厚德载物、兼容并蓄的精神互补才能真正实现双赢。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春秋时期的孔子周游列国,著书立说鼓励人们为了国家、民族而奋斗;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强调国人要居安思危;战国时期的屈原曾言:“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满腔的救国壮志至死不渝;汉朝的苏武出使匈奴为求战争平息,被迫在荒芜的草原牧羊几十载无怨无悔;西汉时期贾谊为国家强大而主张改革,被贬长沙仍余心不改;范仲淹、陆游、岳飞、顾炎武、林则徐等无数仁人志士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置生死于不顾,哪里还会去考虑自己的祸福得失呢?封建社会的中国,无论是处于太平盛世抑或是遭受外族入侵,国难当头时总有人能为了国家兴亡奔走呼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甚至不惜以一己之力挺起民族的脊梁。
中国传统文化包容并蓄、一脉相承,在实践中不断吸收先进文化来充实自身,从而汇聚成灿烂的华夏文明而源远流长。近年来部分高校已经开始实行国学教育,核心价值体系正在逐步建立。但仍需注意的是传统文化当中仍有许多不尽科学合理的地方,当下国人在取其精华的同时要去其糟粕。只有创造性地运用传统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并将其发扬光大,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的世界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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